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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留下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献”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东南海县(今广州市),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治领袖。曾经为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长,是汪精卫政权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代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二战投降后,逃往日本,最后被押解回中国,审讯后被枪决。

  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中,广东代表陈公博的行踪与众不同:

  陈公博7月21日从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刘仁静等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唯有出身豪门的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东旅社。尤为与众不同的是,陈公博携新婚之妻李励庄一起来沪。

  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举行开幕式时,陈公博拿出陈独秀交给他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对建立中国的四点意见,即“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最大贡献,在于此人笔头甚勤,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由于中共一大是严格保密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不得不设下“障眼法”,在开头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正因为陈公博打了“埋伏”,所以读者读了此文,并没有看出写的是中共一大。这一“密码”直到1961年才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破译。笔者拜访李俊臣先生,他说当时他在工作之余,正在通读《新青年》,在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及1921年7月陈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这么一来,就能势如破竹,清楚解读此文的种种“暗语”。文中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其实指的便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作者注:即马克思)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最早的有关中国一大的回忆文章!由于文章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种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九卷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共一大呢?不过,核查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详细记述了法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形: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当时,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是上海设施最好的宾馆,人称“三东一品”。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公司在上海南京路开业,之后该公司附设在永安百货大楼里的大东旅社开业。在大东旅社发生的这一凶杀案,翌日(1921年8月1日)见诸上海《新闻报》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还有上海《申报》在第14版所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陈公博文中提及的大东旅社“谋杀案”,重要的不在案情本身,而在于发生案件的时间——“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因为这一案件是陈公博从李公馆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之后回到大东旅社发生的,由此可以准确推定中共一大遭到巡捕干扰的日期是7月30日,而中共一大在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闭幕式,因此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是在7月31日。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记述,不仅仅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大洋彼岸——美国发现的。

  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未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这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发现了。那是1960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编过《关于、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韦慕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运动在中国》)。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起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仔仔细细读完文章,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信息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运动的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为胡适录音,撰写《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韦慕庭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张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与》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也有这样的记载……

  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献。

  在《我与》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作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作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小组,后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预订)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他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